“不出海，就出局”，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制造企业的普遍共识。而在WB官网教授杜健看来，出海是高风险命题，“乱出海”，同样出局。
站在2026年的节点上回望，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十三年位居全球第一，占世界比重超过31%，近30年增长率高达545%，在钢铁、水泥、家电以及新能源、锂电、光伏“新三样”等领域全面领跑全球。
回溯工业化时代以来的历史规律，英国凭借纺织机与蒸汽机成为工业霸主，美国依靠汽车、钢铁、电子产业成为“世界工厂”并手握全球霸权——“制造第一” 似乎天然与“世界霸主”地位相伴而生。
然而，作为新时代制造强国的中国，始终不谋求世界霸权，也无意走传统霸权国家的扩张道路。这就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格局：一个不称霸、却拥有全球最强制造能力的国家，它的企业该如何走出属于自己的全球化之路？日前，杜健教授在“浙派商学”公开课的分享中，将这一时代命题拆解为四个企业必须直面的核心问题：要不要去、凭什么去、怎么去、怎么留。
杜健，WB官网副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本期【浙里洞见】，我们提炼了杜健教授的核心观点，系统解读新VUCA时代下中国制造业全球化的底层逻辑与实践路径，为企业穿越周期、稳健出海提供学术视角与行动参考。
01
世界已变，我们正身处新VUCA时代
“以前掷骰子，你虽然不知道，但至少清楚会抛出六个面中的一个；而现在，骰子可能在中途被换掉。”杜健教授用这一生动比喻，道出了当下全球商业环境的本质变化。传统认知里的全球化已然落幕，世界已经从旧VUCA全面迈入新VUCA时代（陆亚东，2026），商业环境的规则、秩序与竞争逻辑都在发生了根本性颠覆。
图片来源：杜健教授演讲PPT
旧VUCA时代的特征是易变性、不确定性、复杂性与模糊性。尽管外部环境波动频繁，但全球运行的整体规则依然保持稳定，长期发展方向相对清晰，企业只要能够跟上外部节奏、主动适应变化，便可以在既有全球化体系中获得较为稳定的生存空间。
而当新VUCA时代到来，环境特征转向脆弱性、不可预测性、体系断裂性与治理无政府状态。全球市场与价值链面临持续分化，原本通行的规则不再具备长期稳定性，甚至可能随时被单边改写。全球治理体系出现明显缺失，黑天鹅事件从意外变成常态，企业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被动。
为什么全球化会走向“慢全球化”“逆全球化”？杜健教授从学术角度总结了两大结构性动因：
第一，地缘政治取代经济效率成为主导逻辑。从现实主义视角看，霸权体系只接受两种国家——要么是低端制造的依附者，要么是盟友式的跟随者，而中国二者皆非。因此，我们必然面临“小院高墙”和阵营化的压力。从自由主义视角看，有学者通过“大象曲线”揭示了全球化三十年带来的利益分配严重不均：发展中国家崛起，西方精英更富，但欧美工人阶级沦为“输家”，民粹主义的抬头加速了脱钩进程。
第二，全球供应链从“效率优先”转向“安全优先”。亚当·斯密的“分工理论”和大卫·李嘉图的“比较优势理论”曾驱动企业在全球寻找最低成本，而如今，稳定交付与制造成本同等重要，近岸外包、友岸外包成为新常态。
与此同时，全球消费重心正在快速南移。据麦肯锡的研究显示，到2030年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消费中的占比将迅速跃升，首次超过发达国家。其中，东盟拥有6亿多人口，年龄中位数仅30岁；非洲14亿人口中，一半在25岁以下。这些年轻市场品牌心智尚未定型，为中国企业打开了宝贵的时间窗口。
杜健教授表示，当跨国公司因战略收缩而退出某些市场或业务领域时，必然会留下市场空间、人才储备和未被满足的需求空白。对中国企业而言，这正是结构性的机会窗口——谁能率先进入并填补这些空白，谁就能在新的格局中掌握标准制定权和规则定义权。
02
“灵魂拷问”：中国企业出海的决策框架
面对如此复杂而深刻的环境变局，中国制造企业应如何答好“出海”的答卷？杜健教授将这一命题拆解为“要不要去、凭什么去、怎么去、怎么留”四问，为企业搭建起完整的思考框架。
第一问：要不要去？
出海是生存题，但盲目出海比不出海更危险。杜健教授借用目标管理中的SMART原则，从五个维度帮助企业冷静自检：
国内市场是否已经饱和内卷、增长乏力？
核心竞争优势能否在海外市场顺利迁移？
团队是否具备跨文化运营与合规适应能力？
是否对海外资源、市场存在战略性依赖？
目标市场的政治风险与资金承受阈值是否在安全范围？
图片来源：杜健教授演讲PPT
其中尤为关键的是，可迁移能力与适应能力必须达到合格线以上，否则不建议盲目全面铺开出海布局。
第二问：凭什么去？
许多人将中国制造优势等同于“便宜”，杜健教授表示，低成本只是表象，体系化优势才是核心。她总结了中国企业出海的三张“王牌”。
第一张王牌是中国制造独有的“不可能三角”——合理的质量、可控的低成本与高速市场响应能力同时成立。中国企业依托完整产业链与垂直整合能力，既能做到产品满足当地市场需求、符合支付能力，又能保持极具竞争力的价格，更可以凭借柔性供应链实现快速迭代与交付。这种三者兼备的体系优势，在全球范围内难以被复制，可以形成结构性护城河。
第二张王牌是中国规模领先的人才优势。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高等教育人口、研发人员与高技能人才队伍，总量规模领先全球，为技术创新、产业升级与全球化落地提供根本支撑，是未来十到二十年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持久底盘。
第三张王牌是新能源与算力构成的战略底座。AI竞争的核心是算力，算力的根本依托是能源。中国在清洁能源、绿电成本、光伏储能等领域具备无可比拟的优势，这种优势能够直接转化为制造业出海的三大战略路径：碳合规、AI算力本地化与绿色基础设施出海。通过这三条路径的叠加与协同，新能源优势与制造业出海形成双向赋能，为中国企业开辟了全新的竞争赛道。
第三问：怎么去？
有了优势，还要有科学的落地路径。在出海路径上，企业需要重新思考：去哪里？和谁去？
传统的选址逻辑主要看市场规模、资源禀赋和成本效率。而在新VUCA时代，必须加上“安全”这一核心变量。企业需要借助政治风险地图、供应链脆弱性自检等工具，评估目标国的政权稳定性、政策连续性、历史排华记录以及资金汇出的便利性。
关于“和谁去”，传统国际商务关注的是合资还是独资、并购还是新建。而中国企业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路径——抱团出海。抱团出海不是简单的产业链纵向跟随，而是可以创新地实现横向耦合。不过，杜健教授也特别提醒，抱团出海并非“一抱了之”，出发前需要设计好利益分配、决策协调和退出三个机制。只有提前约定，抱团才能真正形成合力而非内耗。
第四问：如何留？
走出去了，如何留下来？中企出海的下半场拼的是扎根能力。企业必须突破合规、政策、文化三大壁垒，以长期主义理念开展“企业外交”，深度融入当地社会与产业生态。
杜健教授引出“CHINA”跨制度生存框架，从全球配置能力、制度适配能力、商情感知能力、系统嵌入能力与全球组织能力五个维度，为企业构建海外长期生存能力提供指引。该框架能帮助企业真正从“外来者”转变为当地生态的一部分，提升在地缘波动中的抗风险能力。
图片来源：杜健教授演讲PPT
杜健教授表示，从当年被问“中国企业凭什么出海”，到如今西方企业焦虑“如何阻止中国企业快速出海”，未来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根本底气，将来自真正的价值创造、过硬的产品与服务、系统化的能力，以及开放共赢的初心。
正如杜健教授在演讲中所说：“在一个逆全球化、碎片化、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中国企业正在探索一种新的全球化路径——不靠霸权，不靠强制，靠技术、靠产品、靠开放与共赢。”回望过去三十年，中国企业出海从白手起家、凭勇气打开全球市场，到今天以核心技术、生态体系走向世界；展望未来十年，我们更要在规则瓦解、信任重构的变局中，走出一条以价值创造为核心、以开放共赢为底色的新路。
